巴黎时间12日19点26分，被国际舆论形容为“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巴黎协定》终于获得通过。在此前的十几天中，19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为各自该承担多大的减排义务和责任，经历了足以令人窒息的讨价还价，《巴黎协定》方得出世。

《巴黎协定》涵盖了全球一致减排的目标、措施、资金补偿、技术援助、透明减排、减排核查等29大类内容。相较于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2007年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以及2009年诞生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有名无实，这一回的《巴黎协定》的确有不少干货。

其中，最大干货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发达国家（主要指美国与欧盟）承诺从2020年始，每年为欠发达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减排拨款支持；二是从2025年起该笔年度拨款的数量还将有所增加；三是从2023年起每五年对各国落实全球减排行动的成果进行一次审核。正因为这些都被写进了《巴黎协定》，各国普遍对《巴黎协定》持欢迎态度，联合国及法国则将《巴黎协定》的最终通过，视为各自今年最能拿出手的政绩加以宣扬。

然而，指望发达国家掏钱用于欠发达国家减排着实不易。减排对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旨在明显节制其国民奢侈而高能耗的生活劣习。而对于广大欠发达国家而言，则重在帮助它们改变落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发达国家不肯对后者提供真金白银，恰恰是过去20余年全球一致减排行动一拖再拖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也是《巴黎协定》最值得期待之处。只是，美欧在《巴黎协定》中所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无偿“转移支付”，真能得到兑现吗？ 过往的事实令世界的担心并非多余。

然而，在最多只可谨慎乐观的全球减排氛围下，一向言必行、行必果的中国，却已铁了心要做全球减排的“模范生”。全球一致减排固然最好，但对中国而言，就算没有《巴黎协定》之约束，中国的减排步伐也不会减速而只会越走越快，越走越扎实。这得益于两大“中国新特质”：其一，“十二五”减排实绩已令中国信心大增。“十二五”之初，中国宣布5年单位产值减排降17%，非但国外无人相信，连国内亦是嘘声四起。可是，截至今年上半年，5年减排目标还真被提前实现。巴黎气候大会，中国由以往的被“谴责对象”翻身为被“赞誉对象”，那是靠实绩说话的必然结果。其二，在政府与市场、官方与民间，保护大气环境已形成空前共识。换个角度讲，过去是世界逼中国减排，如今是中国主动实施减排。今年6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巴黎宣布，中国已主动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文件》，承诺在2016年至2030年间，平均每年投入2.6万亿元人民币用于主动减排，以确保2030年时单位产值碳排放比2005年削减65%。

15年累计投入40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减排，政府会否放空炮？这要看具体的减排乃至广义的环境治理，是受单一目标还是复合目标牵引。上世纪九十年代苏州河上海市区段治理，属单打一的污水治理，费时费力收效甚微。进入新世纪后，苏州河河与岸搞捆绑型的开发式治理，不到5年“河岸经济”就成了苏州河新名片。此番，国家平均每年安排2.6万亿元人民币用作减排投入，亦不是直接用来减排，而是绝大部分用于绿色能源、建材、建筑、汽车及各类绿色生产设备和生活用品的开发与生产，应用与推广。

眼下及未来数十年间，无论狭义的环保产业还是广义的绿色产业，都系市场利润较高的朝阳产业，每年2.6万亿元之投入，财政资金最多只需搭块跳板作个引领，市场自会充分发挥筹融资功能，携各路资本向“绿色”奔去。可见，减排对于中国，与其说是最终目的，不如说是践行绿色发展必然伴生的边际收益。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减排，已不是消耗性投入而是产出型投入。所以，决意争当减排“模范生”，可不是只为了彰显大国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