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29日电（记者李云路 蔡敏 许晓青 桂涛）“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70年前，日本侵略军代表今井武夫到湖南芷江乞降，县城东门上贴出巨幅对联。

随后，从长沙到汉口、从南京到上海，从杭州到北平，从济南到太原……在一片片饱受日军蹂躏的中国土地上，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军民低下曾经不可一世的头颅。

70年后，天安门广场，中国以战胜国的姿态举办隆重的大阅兵，纪念这千年未有之胜利。这是一场为了和平的纪念。

生死、离合、灾难、耻辱……对于那些对战争有着刻骨铭记忆的人们，一切都已沧海桑田，化成对和平生活的强烈信念。

从“一个人”到“一家子”

和很多上了年纪的抗战老兵一样，95岁的八路军115师686团政治处特务员孙志坤的“战争记忆”如破碎的玻璃，虽扎在脑海深处，却时时闪光。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1933年延安元龙寺蒲屯村放牛时参加了陕北红军，担任司号员，那年他只有13岁。

四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延安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在延安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孙志坤记得，“换装那天，下着雨。摘下红星，戴上有两粒纽扣的八路军帽子，有的战士哭了，但没有不服从的。”

正是他所在的115师成为八路军编制上的“第一师”，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并与日军进行交战。

他清楚地记得，距改编一个月，他们的队伍就打了一场“漂亮仗”——这场后来被载入史册的“平型关大捷”，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取得的第一场主动出击的胜仗。

“日本人死的多啊，满地都是戴黄帽子的日本兵。”只有17岁的孙志坤因为年龄小没有上前线，负责打扫战场，“遍地黄色”的一幕让他惊呆了。

但是老人怎么也记不起抗战胜利日那天的情形了。他说，他只是跟着部队在走。

老人参加红军的年代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殖民势力横行时期。兵荒马乱中，父亲去世，随母亲改嫁后的孙志坤不堪忍受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个人跑了出来。

“年龄越大，父亲越对小时候因母亲改嫁无奈出走的事记得清楚，”孙志坤最小的儿子孙建军替父亲擦着眼泪，“这是他心里的一个梗。”

“咱家现在都20多口了，您再也不是一个人啦！”看到父亲眼泪又流了下来，孙建军拉着父亲去看挂在客厅的全家福。

那是老人90大寿时一家人的合影：身着红色中式大褂的孙志坤和老伴乐呵呵地端坐在孩子们中间，6个儿女“开枝散叶”——典型的中国四世同堂大家庭。

从“一个人”到“一大家子”。即使回忆不起胜利的情景，但没有人比这位饱经战乱的老八路更能感受，胜利后的永久和平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

用沉默来“遗忘”

常志强9岁那年有一个强烈的念想：有一天造出枪炮子弹，为全家报仇！这个想法诞生在1937年12月13日晚。

坐在南京郊区燕子矶化工新村宽敞明亮的家中，这位已经88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告诉记者：“就是这个念想支撑他度过那段岁月。”

那段岁月，他住在南京市内桥王府园，是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核心地点之一。当时，守卫南京的唐生智部队誓言坚守6个月，却没有设定撤退路线，恐惧绝望的南京市民四处躲藏。常志强一家退到一条巷子里，就在这条巷子里，一家10口变成了3口。

常志强亲眼目睹了父亲和弟弟被日军枪杀，姐姐被奸杀，又看到胸口被刺伤的母亲挣扎着给两岁的弟弟喂了最后一口奶后死去，惊吓过度昏过去的常志强捡回了一条命，一个机械厂老板娘救了他。

“她的脸形很像我妈妈，讲话的样子也像，我就经常找看机器的借口去看她。”因为“救命恩人”像极了妈妈，因为相信机械可以造出枪炮，常志强立志进入机械厂工作，“造出枪炮子弹打鬼子”。

他如愿以偿。日本投降后，重庆炼油厂撤回南京，日本赔偿的机器运抵后，还来了中国工程师和技师，常志强通过考试来到机械车间上班。当然，他最终没有机会像日本兵枪杀自己的亲人那样，拿着枪去打鬼子。

不过，他记得胜利的每个细节。70年过去了，他依然会在脑海中过电影般一帧一帧“回放”日军投降的景象，这让他“感到解气”。

“先是8月上旬，卖粮食的中国人说，‘鬼子断粮了’。后来就看到日本军人里娃娃兵越来越多，他们饿得趴在城墙头哭，有中国老太太可怜他们，买了大饼扔过去。”

常志强回忆，他家不远处有个日本军营，过去日本军粮都是从本土运来的大米加麦片，在军营打工的中国人拾剩余粮食拿出来卖，“种种迹象证明，日军确实快要撤走。”

“以前很嚣张的日本人都低着头走路。庆祝胜利那天，南京城鞭炮连声，日本兵则被差遣着扫大街。”每每“回放”至此，常志强就会露出得意的微笑。

但是和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样，对于那段惨痛的经历，常志强选择用沉默来“遗忘”。

“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清明节。”小女儿常小梅说，“小时候还想问为什么我没有爷爷奶奶，一看到父亲脸色变得阴沉，就不敢开口了。”

常志强告诉记者，他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向人诉说自己的亲身经历。第一次说出埋藏心底的故事，是1949年向单位领导汇报，说了一半，就难过得说不下去，从此再不肯开口。

“父亲对谁都很好，但跟谁都不是很亲近，也没有朋友，就像是一座孤岛。”50多岁的常小梅说，“以前不理解，直到自己上了些岁数，也渐渐明白了父亲心里的苦。”

几十年来，常志强都是独来独往祭奠亲人。直到去年12月13日，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常志强带着一家十余口，集中在他位于长江边燕子矶附近的家中，第一次举行“家祭”，祭奠70多年前那个寒冷黑夜里逝去的亲人。

唯知其辱而后生

封维广时常叼着一支烟，望着如巨人般的高黎贡山脉出神。70多年前，那里曾是拉开中国抗战大反攻序幕的滇西反攻战的核心战场。

已是“耳顺”之年的他依然不愿向外人谈起姨妈李要弟在抗战中的悲惨故事。他更愿意缄默。

在他的记忆中，从小就没有见过这个姨妈，但直到10多年前，从当地的《保山日报》上看到有关慰安妇李连春的故事，全家人才开始意识到，报纸上那个“很有名的李连春”，很可能就是自家的长辈李要弟。她是滇西第一个站出来指控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慰安妇。

“我的母亲李果弟在世的时候，也不乐意提，一直到两个老人人生最后的几年，她们才重新相认。”他说。

封氏家族祖祖辈辈生活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村，曾经是滇西反攻战中大松山地区后勤补给线的途径地，也是中方军民伤员输送下山的交通要冲之一。

按照封家人的回忆，1942年日本兵占领怒江西岸后的某一天，李要弟去赶集，不料遭乡里的汉奸出卖，被闻讯前来的日本兵在集市上掳走，关进了大垭口的慰安所。李要弟每天被迫受到二、三十个日本兵的强暴。

数月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李要弟逃了出来。但其他慰安妇就没有那么幸运，随着滇西大反攻的推进，节节败退的日本兵将大垭口的慰安妇全部杀害。云南史志记载：“三年之中，受到侵华日军性暴力迫害的妇女有数千之众。”

时至今日，在中国农村，“被强奸”依然是一种难以启齿的家门之辱。“被日本鬼子强奸”在当年更是被认为是莫大耻辱，甚至是罪孽。

在龙陵县董家沟日军慰安所旧址，李要弟的故事被做成一个展厅，但封家人没有进去参观过。

“2003年有日本NHK的记者来采访过，有的人一进村，就要向我们鞠躬。”封维广的侄子封应科说，“但现在日本当局对历史还是不太承认，有的人简直就是要推翻历史，我们实在不能接受，我们这里不欢迎日本人来。”

“如果今天还有侵略者要打来，我想我们中国人都是有骨气的，我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封应科说。

曾有人邀请封应科去讲讲他家中长辈李要弟的故事，他拒绝了。

如今，封应科以种紫皮石斛为生，这种植物能开出白底略带紫色的小花，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1944年6月，中日双方兵力在龙陵县展开拉锯战，奠定了中方反攻胜利的基础。70年过去，这片战场变成了国内最大的紫皮石斛药材种植基地。

为了让紫皮石斛有更好的销路，封应科借“微信朋友圈”把石斛生意做到了全国，年收入10多万元。他还帮着村里种石斛的村民销售，这让封应科赢得了尊重。

封应科告诉记者，当年日军设立慰安所的腊勐乡大垭口也开始试种有机石斛，“也许，紫皮石斛就是大自然给这片曾经的战场带来的新生机。”

阅兵：战胜国应有的姿态

79岁的蔡浙生期待着即将到来的9月3日。这一天，他将以抗战英烈后人的身份参加阅兵式，坐在军用敞篷车上，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我在的方阵叫抗战老同志方阵，既有抗战老兵，也有老兵的后人。年龄最大的100多岁，最小也近80岁，我算是年轻的。”已提前到京参加阅兵彩排的蔡浙生对记者说。

据悉，考虑到这些抗日功臣的健康，抗战老同志方阵将较靠前通过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有医生为我们检查身体，时时关注我们的健康状况。”

“感动、欣慰、激动。”精神矍铄的蔡浙生把能参加阅兵式看做莫大的荣誉，“这是对父亲最大的安慰。”

蔡浙生的父亲是著名的抗战将领蔡炳炎，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67师201旅少将旅长，殉国于有“血肉磨坊”之称的淞沪会战上海罗店战场。

“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父亲和我的命运。”现居合肥市庐阳区的蔡浙生说，“如果没有战争，父亲或许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教书先生，我也不会在襁褓中就和母亲分开。”

蔡炳炎殉难时，留下了年仅27岁的妻子赵志学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虽然国民政府发放了烈士抚恤，但战火纷飞的年月，母亲一人照顾不了三个子女，不得不将小儿子蔡浙生和女儿亚兰托付给亲戚，分别抚养于安徽金寨山区。自己则带着大儿子保生去往陪都重庆，后牵往台湾，又侨居美国。

对于“丢下”自己的母亲，蔡浙生至今仍然心痛。“直到1986年9月，家乡为父亲举行烈士迁墓仪式，一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回国的母亲才从美国飞到合肥，找到我。那年我50岁，妈妈76岁。”

“别人都是50岁没了妈，我是50岁终于又‘有了’妈。”说到这儿，老人哭了起来。

蔡浙生说，迁墓仪式后，母亲就留了下来，直到去世。客居美国数十年，赵志学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

母亲告诉他，父亲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入编第一期第二队，在“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豪迈校歌中，踏上了革命征程，直至抗战爆发。

“父亲用生命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但中国的大地上又多了一个分离的家庭。”蔡浙生说，“但救国存亡，是那整代人的情怀。”

母亲回国后，蔡浙生开始从事港澳台侨工作。15年间，他走访慰问了数百位侨属，接待了大量知名归侨，包括抗战老兵和后人。

“我是新中国养大的，见证了国家从百废待兴到如今的兴盛强大。”为几天后的阅兵式“积极备战”的蔡浙生老人豪情满怀地说，“阅兵，这是战胜国应有的姿态。没有谁比我们这代人更懂得这点。”（参与采写记者：刘欢、李怀岩、姜辰蓉、蒋芳、蔡玉高、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