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挨打，他还时常受到威胁

“很多人，主要是商家，都觉得职业打假人好吃懒做，只知道重复、反复购买，并以牟利为目的，提起诉讼。”胡高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他觉得从业者非常辛苦，有时还冒着生命危险。

2017年，在一起与某餐饮企业的诉讼案中，胡高和其西南地区负责人对簿公堂。也许是因为庭审时言辞过于激烈，对方情绪激动，在休庭期间，说着说着就给胡高脸上来了一拳。

后经双方协商，打人者赔款4万余元。那场官司支持了胡高的诉讼请求，对该企业作出惩罚性赔偿。

除了挨打，胡高还时常受到来历不明的威胁。“短信、电话，辱骂、威胁，什么样措辞的都有……”

△满地的证据“杂包”。

△市食药监局江北区分局受理通知书。

■各方声音

商家：他们非消费者，涉嫌借诉讼牟利

前不久，一商家向记者提供了胡高和他们在电话里的“谈判”记录，最后的结果是商家“告饶”，协商金额私了。

“我们支持正常的消费维权，对于职业打假人，哎……”受访商家说，他们是做小食品的，本来利润就薄。在一次出货时，商标存在瑕疵，未标注适宜人群，正准备召回该批次产品，却发现已被人抢购一空。

此后不久，他们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告除了胡高，还有另外3人，都是“职业打假人”。几个人在不同商场、同一时间一票(小票)一个商品的方式结算购买了数百袋该商品。

再后来，几个人在主城区几个法院分别起诉，轮流开庭，企业法人频繁出庭应诉，有些应接不暇。

“他们根本不是消费者，涉嫌通过诉讼为自己牟利。”在商家提供的电话录音里，胡高承认几个人住在一起，是“师徒”。

仅出自该商家的统计，胡高等4人在各区级法院立案的数量达到一百多件，若全部获胜，获利百万不难。

胡高：我只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活动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你如何看待“职业打假人”?

胡高：我从来没做过违法的事，只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活动。而且我认为我不是职业打假人，真正的职业打假人是工商、质检、食药监、公安打假办。而我属于什么身份呢?用啄木鸟形容更合适，或者是食安志愿者。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有商家提供了电话录音，说你在威胁对方。

胡高：没有的事，对方如果认为我威胁他们了，可以报警，我愿意接受和配合任何调查。有几次，反而是我自己遭到了威胁，报了警。

重庆晨报：每次打官司，你会想些什么?

胡高：每次打官司，都会做好最坏的打算，也就是打输嘛。法律的尺度、判决的尺度，由法院、法官来把握，我会看很多判决书，手机上装有“法条随身查”和裁判文书网等App。

律师：“职业打假”有违立法原意

“我们是职业打假的团队，想邀请陈主任及您的团队加入。您有兴趣及把握吗?”前不久，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晔律师收到一条信息。

记者了解到，“职业打假团队”在重庆并不鲜见，不少律师或法律人士表示曾和这个群体有接触。“他们也有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套路都无外乎那些，瞄准法律法规和法院的判决，起诉或协商解决，以获取利益。”

“知假买假行为在食品领域，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这是近年来争议颇多的话题……”国内知名的消费维权领域律师陈晔表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其内在动机到底是日常需要还是借此获利，司法实践中也确实难以确定一个合理的标准予以判断，因为购买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而不属于法律问题。

在陈晔看来，未证明其购买涉案食品的用途，其主观上存在获取高额赔偿的明显故意，就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正常的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也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精神，今后应该会有进一步的规范出台。

■纵深

“职业打假” 有这两种套路

记者采访商家、职业打假人、律师及法律工作者，梳理出“职业打假”的两种套路：

1.购买“瑕疵”商品，向食药监部门投诉，以消费者的身份，促使其向生产者、销售者追责;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消费者的身份，向生产者、销售者追责;

2.购买大批“瑕疵”商品，轮流向职能部门举报、诉讼。向生产者、销售者追责，在诉讼过程中，通过谈判，协商让生产者、销售者作出赔偿。

不过，商家及法律人士表示，职业打假人在进行这些套路时，会事先摸清商家的底，查询其实有资本、经营状况等，看其是否“有资格”被打假，是否拿得出钱来。

■前景

牟利性打假行为 将逐步遏制

随着“职业打假”的争议，执法部门也不支持此种做法，有的职业打假人还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

2014年，新《消法》的颁布，将消费欺诈的赔偿额度提高至“退一赔三”。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首次明确支持对食品、药品的知假买假。职业打假人又迎来“短暂的春天”。

2017年5月19日，最高法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指出，将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在最高法的文件出台前后，动辄购买几十件产品，然后以标签瑕疵向监管部门举报，或者向法院起诉索取10倍赔偿的“打假”案件多被驳回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