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顺军

杨爱东

杨爱东经常参加县里、镇里和村里的会议，这是她的履职日记

有两件事在发生前邰顺军和杨爱东从未想到过，第一件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件是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的办公室里，和他当面谈心。邰顺军和杨爱东来自贵州省最基层，一个是铁路上的苗族工人，一个是深山里的侗族养猪户。三年前，他们先后接到电话通知：“你是张德江委员长直接联系的5名基层代表之一。”后来，他们到北京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受到张德江的接见。

与张德江的交流，加深了邰顺军和杨爱东对履职的理解。“人大代表不能只关注身边的事，要替更多的老百姓发声。”他们都有张德江秘书的电话，并且被获准“有事可以联系委员长”，通过这个“直通车”，他们可以把最基层的声音传递给国家领导人。

联系

一通差点没接的陌生来电

邰顺军和杨爱东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在2013年2月，今年是他们第四次参加全国两会。

这次赴京参会前，两人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州府凯里市列席参加2月19日至25日召开的州两会。会议期间，他们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两位代表都很朴实。杨爱东今年54岁，侗族，上学只念到初二。她来自天柱县石洞镇红坪村，是个养猪专业户，当地的致富带头人。邰顺军今年51岁，苗族，初中学历。他是成都铁路局凯里工务段的养路工，在铁路上摸爬滚打20多年，刚选上代表时是工长。

邰顺军管杨爱东叫“杨姐”。邰顺军夸“杨姐”能干，“杨姐”也笑着夸对方能干，要不然当不上人大代表。“（代表）都是层层筛选下来的。”她说。

邰顺军和杨爱东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直接联系的基层代表。

这个“直接联系”的建立始于一通差点被他们认为遭遇“诈骗”的电话。

2013年7月，邰顺军接到一个自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电话，当时他在铁路上搞铁轨维修验收。

邰顺军说：“电话没有来显，我以为是诈骗的，没接。第二个也不理，第三个我接了，一个男的电话那边问我是不是邰代表，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维修铁轨。他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秘书，说我是张委员长直接联系的基层代表，将来在北京的话，见面聊一下。”

杨爱东接到电话要晚几个月。她跟邰顺军一样，初始也以为打来的是诈骗电话。即便后来听完“秘书”的介绍，她一时也没明白“委员长直接联系的基层代表”有何含义。

2013年12月底，邰顺军被安排进京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而杨爱东则是在2014年4月列席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会议的间隙，他们受邀走进委员长办公室，受到张德江的接见。

张德江接见基层代表源于一项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制度。根据这项制度，2013年12月起，每位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要直接联系5名以上全国人大代表，2014年4月起，每位常委会委员要直接联系1至3名所在选举单位的全国人大代表。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级国家机关加强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是人民对自己选举和委派代表的基本要求。

数据显示，联系代表制度出台一年以来，共有140名常委会委员通过走访、电话、微信群以及邀请代表参加专题调研、推荐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等形式，与333名代表建立起日常联系和沟通，有力推动了常委会联系代表的广度和深度。

收获

“人大代表不能只关注身边的事”

2014年9月，张德江赴贵州考察调研，杨爱东和邰顺军被通知陪同，“跟了两天，每天吃饭和委员长同席。”张德江和他俩交流时，问起当代表这两年的收获。

邰顺军记得，陪同张德江调研那次去的是毕节，调研内容包括基层乡镇人大代表履职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张德江于当年9月10日来到毕节七星关区人大机关，了解人大基层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人大工作座谈会。他强调，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共同使命、共同责任。

通过调研，结合自己的经验，邰顺军坦承，乡镇人大代表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他更加重视自己的履职。当上代表后，单位照顾他的代表工作，把他调到工务段的线路分析中心担任负责人，相对之前的岗位，作息时间更加规律。他用积蓄买了一辆吉利轿车，一般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他会开着车在州里转悠。

邰顺军这样介绍自己的调研方式：“边走边看，不上高速路，只在国道、省道和乡道上走，看到有意思的就停下来，带着耳朵听。农村办喜事的比较多，有喜事我都去。聊天的时候，我还会把中央的精神和政策传达一下。”

杨爱东的丈夫王甲海告诉北青报记者，妻子当选代表后，放在家事和养殖场的精力少了很多，她开会很多，经常出差，每年要挤出两个月的时间在履职上。为此，在外打工的二儿子和儿媳回到家里，帮助抓养殖场的工作。

杨爱东家是一个“双代表”家庭。王甲海是天柱县的人大代表，去年还当选为村支书。“县代表”的事相对较少，有更多精力照顾家里。王甲海甘愿为“国代表”打配合，把家里的大部分事张罗下来，方便妻子履职。

担任代表3年，杨爱东和邰顺军关注最多的还是民生和农村问题。

2013年第一次参会，邰顺军提的建议是希望国家加大对铁路沿线安全保护区的行政执法力度，尽快出台限制保护区内挖沙取土和开采地下水的政策，用法律手段切实保证铁路线路基础的安全。

杨爱东提的第一个建议，与农村公路改造有关。建议上说，贵州的农村人口大多居住在山区，虽然大部分行政村通了公路，但是还应该进行硬化，以解决山区农民出行难的问题。

这个建议包含家乡人的期望。在她上北京前，有老乡和地方干部去她家，希望她多反映贵州山区交流困难的问题。

通过参加两会和全国人大组织的培训，两人不断学习，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邰顺军说，他列席人大常委会时，有个议题涉及开放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孩的政策。虽然他自己是少数民族，有两个孩子，但他的感触却很深，因为这个政策涉及面广，“我认识的很多人，家里四个老人，就两个孩子养。这样就比较恼火。”

邰顺军认为，当代表不是荣耀，更是责任。“人大代表不能只关注身边的事，要替更多的老百姓发声。我作为一个代表，要对人民负责。人民有困难，有民生问题，我要反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