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孩,在深孚众望的同时,也聚焦了国人对生育的焦虑:女性就业机会、家庭承受能力、医疗教育资源、孩子的心理建设……在整个社会习惯了“一胎”生活之后,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们对不够友好的生育环境愈发敏感。

“二孩”不止经济成本

自从一年多前生下老二后,季玲玲觉得自己大部分时间都陷在了“抓狂”的情绪里。“每天出门上班对我来说真是非常珍贵的放风,不过这个放风是身体上的,心理上还是紧张。”季玲玲是家里的幺女,老公是独生子,两人结婚七年,大宝今年5岁——在“单独”二孩放开之后,两人没犹豫就要了老二。

老大是姥姥帮忙带的,到了老二出生,姥姥年事已高,季玲玲便求助于婆婆。季玲玲发现,如今的日子更加难熬了:老二和老大都是晚上十一点多才睡觉,老二天生胃小,每次只能喝100毫升的奶,一个晚上至少得吃两次奶。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不仅让季玲玲成了老公嘴里“一点就着”的火药库,也让她对大儿子失去了耐心,“以前周末都会至少规划出一天的亲子活动,陪着他去儿童乐园、动物园各处玩,可自从有了老二,几乎就没有单独带他出去过,有时甚至无缘无故冲他发脾气,事后后悔得不行。”

季玲玲觉得时间和精力上的付出,无法用数字来计算,而有了老二后,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我和我老公是大学同学,以前感情特别好,吵架也是耍耍花枪。但最近可真的说过不少伤人的话。之前跟公婆关系也挺好,但一起住了一年多,也有各种别扭。总之,一年下来,这些关系都磨损的厉害!”

至于经济账,倒是最好算不过。虽然只增加了一个小人儿,可公公婆婆过来帮忙,相当于家中人口翻番,每个月生活费从4000元涨到了6000元,“这还是我们一个月最多在外面吃两三次。”给老二报了早教课,买的不到七十节课的课时包,花了将近18000元；每周游泳两次,一次68元,“多给他报一些活动,省的老人天天让他在家看电视。”而每次来回的打车费也得在五六十元。

孩子吃的也都不便宜。每周一袋加拿大邮购来的奶粉,差不多10瓶肉泥。纸尿裤也是一项大支出,季玲玲现在买两种纸尿裤,进口的晚上用,便宜的白天出去玩儿尿不多的时候用。“一天能省差不多10元,到孩子3岁,1000天,能省出1万元,养老大那时候,真没算得这么精细。”

对于未来的生活,季玲玲最大的感受是焦虑:她已经从单位的一线部门转到了后勤部门,这还是领导看在她曾经业绩不错的情况下给出的照顾,“我要是再混下去,估计离被炒也差不远了。而且眼看着老大也要上学了,到时候各种补习班,不敢想啊!”

“别人家”的哺乳室

经济压力、就业机会、生活质量……种种因素混杂在一起,加剧着人们的“二孩”焦虑。人们开始寄希望于国内的用人单位能够为友好的生育环境做出努力。

然而,仅仅是《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明确提出的:在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一条,就难以落到实处。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都有“背奶妈妈”躲在厕所格子间里的艰辛身影。

而国内相关福利提供较多的企业往往是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多家互联网企业均表示“二孩女员工能同等享有一胎的额外福利”。

某互联网搜索巨头在北京的办公楼里,为“背奶妈妈”们设立了专用的哺乳室。一位工作了五年的妈妈员工描述说,公司的哺乳室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私密的专用空间,还添置了许多专门设备。“哺乳室有两台大型的消毒柜,用于存放吸奶用具；有专门的冰箱,用于存放母乳；有免费提供的奶瓶清洗剂。考虑到大家的特殊需求,哺乳室既有固定的桌椅,也有可移动的桌椅、柜子……还提供纸杯和笔。”

“哺乳室是一个非常需要注重隐私保护的地方,我们的哺乳室设在办公楼休闲空间的一个较隐蔽、行人较少经过的位置；屋里还额外放了屏风。”根据她的观察,在这栋有七千多名员工的办公楼里,哺乳室每天至少有一百人次使用。

夫妻加社会,联动反应

然而,把建立友好生育环境的期望寄托于用人单位并不现实。不止一位人力资源从业者表示,“大公司的福利很难推广,国内很多企业负担已经非常重了。”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认为,当前,我国城市缺乏托幼服务是减轻年轻夫妇育儿负担的瓶颈,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有企事业单位普遍提供托幼和哺乳服务,其初衷是帮助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经济活动。现在有重提这项服务的必要性,这是为了避免妇女不得不为了育儿和家务而回到家庭,再次“退出”。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提倡夫妻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男性休育儿假在中国并不普及,如果有了相应规定,丈夫是否休假、休多长时间,夫妻之间可以商量选择,社会和单位应该提倡和鼓励男性分担,逐渐形成风气。只有夫妻分担育儿和家务,才能真正减轻育儿对妇女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