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中国国际期货大会上表示，证监会正研究起草针对期货交易的管理办法，配合推进期货立法。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评论：期货立法要迎难而上。

央广网北京12月4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让法治思维为资本市场赋予更大的制度想象空间，期货市场对这一点更为渴望。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今天上午在"第11届中国国际期货大会"上表示，今年前11个月，各期货交易所共查处异常交易4800多次，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并移送稽查、公安部门21起。查处了甲醇期货1501合约、胶合板期货1502合约等市场操纵案。

今年以来，证监会着力完善监管规则，推进法制建设。针对股指期货交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借鉴国际市场程序化交易监管经验，按照"趋利避害、循序渐进、完善规则、加强监管"的原则，证监会正在研究起草专门规范期货交易行为的管理办法，联合全国人大财经委开展中国期货市场对经济影响专项课题研究，配合推进《期货法》立法进程。

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进行分析解读。

经济之声：关于《期货法》早在七届人大就纳入立法规划，时隔20多年，《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商业银行法》、《信托法》等早已落地，有的甚至已经经过了多次修改，但是为什么关于期货的立法却一拖再拖？

董登新：从逻辑上，应先有现货市场，再有期货市场，从立法逻辑上来看，现在现货市场的律法，像证券法都还有很大的难度，证券市场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在这种情况下，现货市场还有待规范，证券法的修订也还在持续之中。相对来讲，期货市场对我国来说，发展历史性更短，尤其是金融期货历史，从2010年又再次起步。从期货监管难度来看，金融期货比商品期货复杂程度、风险度更大。从立法层面上，期货的立法相对难度也要比现货立法要高一些，尤其是在技术层面、创新层面，期货产品可能比现货产品更复杂，立法难度是相对要大一些。

期货交易有几个最关键节点，一个就是期货市场交易方式可能性比较多，期货交易品种、产品创新比较快，创新跟风险方面监管，这是一对矛盾。但是在改革当中，一方面鼓励期货创新，会减少行政的管制，但是会强化监管。从这层面上，期货立法当中可能最大难点是对风险监管和控制，如杠杆化问题，还有交易方式问题，比如量化交易是新的交易方式，在成长中带有很大风险甚至不可控。这些在期货交易管理办法立法上或规定上，一些方面我们还没有一个结论。还有期货的牌照问题，券商可不可以跟期货公司交叉持有牌照，这是我们需要期货立法当中去解决的。当然还有保证金的问题，很多都是在安全把控上，在风险控制上，在立法的细节上可能还在斟酌。

经济之声：在市场角度来看，对于期货法的立法还是有期盼的，而且期盼很久，目前这个时间点，时机成熟了没有？

董登新：期货立法，首先站在期货市场发展相对规范或者期货市场很多历史性问题已经达成共识，期货的主要的特征就是做空，但是在现货市场要维稳的情况下，我们反对期货做空，期货做空是期指的本身或特征，如果对于期货市场，尤其是金融期货，市场的预期或者是共识，大家不能达成共识的话，在立法上就会产生分歧，包括期货交易方式，牌照交叉持有等问题，诸多的东西与人们对期货的认识能不能达到共识是紧密关联的，在这方面是我们期货立法修订当中可能碰到的难题。

经济之声：对于目前的期货立法的进程和推进，我们应该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董登新：最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期货交易管理办法的修订，一个是不要企图一步到位，还是要循序渐进，根据期货上发展实际情况，以现有已形成大家共识，达到惯例，基本上没有争议就把它定下来，有些争议非常大的，有待观察，进一步经过发展完善之后，再回过头完成立法，期货立法方面，不要求一步到位，还是要尽量边发展边完善，这样可能更符合中国国情。

经济之声：有些分析认为目前期货立法遇到的三大难题，概括而言就是：如何定位场外衍生品市场、如何规范中央对手方，还有如何对待跨境管辖。对于这些问题，符合要求吗？

董登新：这三个方面，各个都是难题，在境外的话，期货交易场外化是一个趋势，场外交易比重越来越大，这也是满足期货产品市场交易功能的扩展。在期货市场的交易主体定位，不管是商品期货还是金融期货，现在是四大期货交易所，在结算交易规则和结算规则统一方面，应该重心集中清算体系，但是涉及多所资金，四个期货交易所需沟通达成共识。目前准备还不算充分，还需要做沟通交流进行完善。

经济之声：监管的尺度该怎么把握？如何作为监管既不缺位，又不过分限制期货业的发展？

董登新：期货风险监管是重中之重，期货风险远远高于现货，在风险控制方面，如果管制过大就管死了，期货投机性灵活性特征就没有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放松行政的管制，另外一方面，加大有效监管，市场监管，依法监管，这是现在要做工作，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一方面要弱化行政的管制，一方面就是强化依法监管，所以这两个方面，可能要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