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与日寇血战地,几代村民接力看护“大刀队”殉国英烈墓地

长城脚下,82年的沉默守护

▲29军阵亡官兵墓

▲藏有29军“大刀队”大刀的藏刀洞

▲蓝旗地村村支书刘振彪(左)与守墓人刘景仁(右)。本组图片均为任丽颖 摄

这是一个尘封82年的秘密。保守它的河北承德宽城县蓝旗地村饱经历史风雨,期间有人默默看护,有人因而入狱。世事变迁,村庄人口从3000余人逐渐减少至90人,但秘密始终“不足为外人道也”。

远远望去,一座几乎隐没于山林间的土丘平淡无奇,除了稍大些,与普通的坟头并无区别。只是旁边插着的一块残破的窄木牌昭示了土丘的身份:“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阵亡官兵之墓”。村民数十年前栽下的树木都已长大,郁郁葱葱、盘根错节,让墓地显得凌乱随意又与众不同,这正是来自村民们的心意和大自然的装扮。

秘密的发现者——曾在宽城县工作十余年并写作了《长城喜峰口抗战史》的曹建民回忆,为了核实相关史实,2013年,他决定重走1933年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沿线抗击日寇的所有路线。由于宽城滦河沿线“引滦入津”的潘家口水库早已淹没了过去的陆地,因此他不得不攀山坐船,绕山探访如今早已时位移人的历史知情者们,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开启了蓝旗地村民共同守护了82年的秘密。

雄关拒日寇 烽火连三月

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军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华北。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开始向山海关发动进攻。时任国民政府军东北军第9旅旅长何柱国率守军奋起反击,千百年前的古老烽火台再次点燃了“侵略者来袭”的狼烟。

这也是长城,作为古老中华的防御工事,在历史上最后一次发挥它本来的作用。后来者惊叹于它雄浑奇伟、萧索苍凉的景致,往往忽略了其在战火硝烟中的末次“亮相”,时间短暂而悲色浓烈。通过3个昼夜的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3营将士全部殉国,1月3日山海关失陷,日军将太阳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头。由此,“长城抗战”正式拉开序幕。

1933年3月,日军从已是敌占区的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发,兵分三路对长城各口全面进攻,东路冷口,中路喜峰口,西路古北口。3月9日下午,先遣队进抵河北遵化东北50多公里的喜峰口,即向东北军万福麟部进攻。傍晚,便侵占北侧长城线及喜峰口以东的董家口等阵地。中国守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指挥该军英勇抗击。危难时刻,第37师冯治安部旅长赵登禹,奉命派王长海团为先锋,急行军增援喜峰口。王长海组成了一个500人的“大刀敢死队”——人均一刀、一枪、5颗手榴弹,乘夜分两路潜入敌阵,趁日军酣睡,用大刀砍杀,暂时稳定了战局。

“喜峰口为军事要地,日本人不可能轻易放弃。日军服部旅团长令步兵第26、第27联队一部增援喜峰口。赵登禹即率部前往堵截敌人,宋哲元令第37师王治邦、佟泽光两旅分左右两翼支援,与敌展开激烈战斗,伤亡惨重。”曹建民说。

“1933年3月至5月,国民革命军在长城沿线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这段历史就是‘长城抗战’。最后,因为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和叛徒出卖,长城沿线最终失守,平津危急。但短短三个月的战事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军民抗敌故事,蓝旗地的故事就起源于1933年3月11日的夜里。”曹建民说。

殉国英烈 长眠没门山

“长城沿线的百姓,往往有种特殊的民族气节,天天看见长城,它的意义和象征对两边的老百姓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眼见着日本人占领了这个地方,心里不好受。”承德实验中学“长城科考队”负责人李焕强说。

喜峰口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宽城县已是敌占区。严酷的环境并没有使当地百姓放弃收复失地的希望。由于滦河沿岸是双方争夺高地的必经之路和正面战场,两岸多个村庄的不少村民都“抱定失去一切的决心”帮助29军在战斗中渡过难关。

三月时节,滦河水已经逐渐解冻。11日夜里,赵登禹组织绕攻部队出潘家口长城,其中王长海团再次组成“大刀队”到小河口奔蓝旗地,打算翻山夺取白台子炮兵阵地。然而,到了小河口村后,发现滦河已经部分解冻,但仍无法行船。小河口村村民见部队无法过河,入夜后悄悄组织人潜入刺骨的河水中,将一块巨大的浮冰托起,放在几根巨大的木杆上搭成“冰桥”,让部队排成一队一个个慢慢踏“冰桥”过河,1000多人的团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部队过蓝旗地村没有休息,直接翻山夺取白台子阵地,当时我们这儿被日本人占领了,但是国民革命军在这里路过,没有一个吱声的。”57岁的蓝旗地村村支书刘振彪说。

根据《已故宋将军哲元遗集》记载,王长海部队此次夜袭白台子炮兵阵地,将白台子摧毁,砍死敌人500余人,日军炮兵大佐也在战斗中死亡。然而,随着逐渐天亮,日军开始反扑,国民革命军伤亡惨重。

就在敌我双方交战时,处于敌占区的蓝旗地村民并没有心安理得地藏于家中。当时的村长刘振达组织村民翻山冒死冲入战场,将29军伤亡将士背下火线并藏于蓝旗地村的二道沟没门山的山洞中。战斗结束后,当王长海部队原路返回时,滦河水已经全部解冻,蓝旗地村民用5条大船将伤员及其他将士送过滦河。

“当时不光是蓝旗地村这么做,在29军原路返回时,由于受伤官兵数量较多,滦河沿岸的几个村以接力的方式悄悄运送伤员。”曹建民说。

今年76岁的蓝旗地村村民刘景仁告诉记者,29军走后,留下了150多具牺牲的将士遗体,临走前委托当时的村长刘振达将其掩埋。第二天,蓝旗地村15岁以上的劳动力全部出动,来到藏遗体的没门山进行掩埋。

“当时地还冻着,铁锹挖不动,壮年们就捡木柴烧火将土地烧化,烧一段,挖一段,最后挖了三排大坑,将遗体一一放在其中,当时的血都流成河了,惨极了。因为埋的是‘大刀队’,剩下好多红缨大刀我们都给收集起来藏到了山上的一个洞中。老百姓以后都管那个洞叫‘藏刀洞’。”曾经参与过掩埋烈士遗体的97岁老人刘景万回忆说。

82年的沉默守护

1975年,为了给天津市民供水,宽城县动工修建“引滦入津”的潘家口水库,长城喜峰口下宽城界的十几个村庄,放弃了自己曾经肥沃的米粮川,村民四下安插到周边的村落中。蓝旗地村随着1979、1989、1999年三次大的迁徙,如今也从陆地搬上了埋藏29军将士墓的没门山。曾经3000余口的大村,缩小至90多人靠养鱼为生的小山村。但对于76岁的守墓人刘景仁来说,看护墓地倒颇为方便。

“埋藏好29军烈士遗体以后,村里没有一个人向外说。因为后来我们这里就是‘满洲国’了,日本人要是知道,不仅村民遭殃,估计墓地也要毁掉。后来的‘文革’,也不敢说了。虽然不敢说,我们这里也从没有一个人往外传,都知道这是打日本人死的,埋的都是中国人。”村支书刘振彪说。

刘景仁告诉记者,蓝旗地村民每逢清明、春节和农历七月十五,都会自发来到29军阵亡官兵墓前进行祭扫。烧纸、填土、栽树,82年中除了“文革”期间断了4年,其余年份均坚持至今。而他的父亲——1930年代的蓝旗地村村长刘振达,在“文革”中被关押了8年。但几经风雨,蓝旗地村村民从来没人提出过将墓地推平,反而将发生在这里的抗日故事一代代向下传。

“我爷爷常告诉我,甭管这里埋的是谁,他打日本子来着,咱们就得想办法保护这块地方。”刘振彪告诉记者。

蓝旗地村村主任刘景万的家中有一口铡刀,这是由当年“大刀队”的将士们留下的大刀改装而成。他的家作为蓝旗地村的“农家乐”近几年接待了不少游客,每逢有人来住,他就抬出铡刀告诉游人当年“大刀队”的英勇故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首脱胎于长城抗战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以数万英勇杀敌的将士们的生命幻化而来。尽管“拒日寇以长城”最终的结果是《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是长城以北划为“满洲国”。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中华儿女早已用血肉与信义筑起了新的“长城”,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并最终使得日寇吞并中华的妄想付诸东流、自尝恶果。

如今,热血杀敌、守护雄关的遗迹已深藏于唐山迁西县与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交界处的潘家口水库。所剩的仅是每年随水势时隐时现的水下长城,断壁残垣与累累弹痕昭示着血色历史的吉光片羽,这些零星的片断将永远留存于人们的口口相传与岁岁守候,折射出属于自己的五色十光,并最终拼接成一幅中华民族气吞山河的伟大壮锦。(注:文中97岁老人刘景万与蓝旗地村村主任刘景万并非同一人) ■任丽颖(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