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不过，中国经济短期尽管无忧，实际上从中长期看仍有巨大的下行压力，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

比如以高杠杆率(高负债)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无法持续。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此前召开的党的十九大，都提出2018-2020年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首位，是三大攻坚战之一。

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仍偏高，且没有明显的下降。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指出，2016年末，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研究员杨志勇指出，2015年，中国政府的总资产超过125万亿元，大口径计算的总负债大约60万亿元，中国政府资产足以覆盖可能的负债，中国财政状况总体健康。“2015年政府财政净资产达55万亿元，远超很多净资产为负的发达国家。没有风险的原因是国家净资产很多。”他在12月27日发布《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2017)》报告时说。

不过，中国整体宏观杠杆率仍在上升。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一项研究表明，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实体经济总杠杆率为239%(负债与GDP之比)，高于一季度的237.5%、二季度的238.2%。三个季度累计微升1.5个百分点。

在结构上，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今年三季度为154.8%，低于一季度2.9个百分点。但是居民三季度杠杆率为48.6%，高于一季度2.5个百分点，政府杠杆率为38.1%，高于一季度0.4个百分点，其中国企去杠杆收效甚微。地方政府杠杆率持平，止住了飙升势头。

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去杠杆做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12月23日的“2017-2018中国经济年会”上指出，明年财政政策要保持积极的取向，特别强调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近几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过快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的总闸门，这也是控制宏观杠杆率的总闸门。有人把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解读为放弃去杠杆，这是一种误解和误读。包括去杠杆在内的“三去一降一补”是今后五年都要坚持的任务。

根据了解，降低杠杆率意味着广义货币目标，以及信贷和融资指标都要下调。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就预计，2018年广义货币目标增速可能为9%，低于2017年12%的增速目标。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宏观经济研究主管章俊认为，如果广义货币M2增速在2018年有所回落的话，对经济影响不大。国内整体不缺流动性资金，以前资金在虚拟经济中较多，这一次去杠杆，主要是让资金脱虚向实，更多从虚拟经济转向实体经济，这样流动性不会出现明显的紧张。可能短期整体的融资成本会上升，但这有利于结构性的调整。

加快改革迫在眉睫

尽管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仍会相对平稳，但高速增长的目标已经让位于高质量增长的目标。今后一个时期，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的预期，有利于推进深层次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目标。

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八项重点工作，第一条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包括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供给体系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实质是要素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是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大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产业、企业、城乡、区域间的配置出现了失衡。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生产要素按照市场机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区域和企业，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中国社科院数量所研究员娄峰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全要素增长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已经处于低位运行的状态，虽然今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略微升高，但是难以长期持续。未来几年，全要素生产率还是保持一个平稳或者略有下滑的状态。

娄峰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增长靠低人力成本，以及低资源能源要素成本和资金投入实现高速增长。目前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国低劳动成本的优势已经消失。随着中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出重拳解决环境生态问题，资源能源低价格时代已经远去。未来要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提高技术对经济的贡献，以及制度改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为此，娄峰认为，中国下一步要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夯实经济增长基础。从劳动力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转变，同时要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发展新兴产业。

前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2018年的八项重点工作，还包括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而无论是解决高房价问题，还是解决收入差距以及教育资源分配问题，都期待更深层次改革。

中国社科院工业所研究员李钢认为，国家需要通过一些措施来增加持有较多房产的成本，同时要解决弱势群体的住房、医疗、收入等问题。“这些改革需要加快。”他说。本报记者 定军 实习生 顾月冰 张雅洁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