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乡村凋敝的现状，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提出，应当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

传统的乡土中国，乡绅、乡贤在乡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核心角色，围绕乡绅、乡贤群体而构筑的乡贤文化，作为深植于乡土的根须，滋养着儒家文化的蓬勃枝干。

彼时，一方面不断有乡村精英通过科举考试，远离乡土而踏上仕途。另一方面，则是不断有致仕的官员返回家乡，以其为官一生而积攒的资产、人脉、识见造福乡里，成为乡村中财力最厚、见识最广、处事最公的乡绅。这些退休官员与屡试不第而留居乡村的学子组成的乡贤群体，共同构成了传统乡村的礼教根基，维护了乡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同时，离开/返回的往复更迭，也形成了朝堂与乡土、城市与乡村的循环、回馈机制，乡绅、乡贤作为毛细血管，把文化和经济资源不断向乡村输送，回馈、滋养着曾经生长于斯的乡村。

如此诗意的乡村图景，随着工业化进程被戛然斩断。虽然没有了公开以取士为目的的科举考试，但“知识改变命运”的现实，依然通过高考途径召唤着乡村的文化精英，加上改革开放以来迅猛推进的工业化进程，更是进一步把大多数乡村青年卷入工业化大潮，农村的“人去村空”，成了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乡村景象。而且与以往往返循环的机制不同，工业化、城镇化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乡村人才大多以“一去不还”的方式离开乡村，不仅带走了乡村的人才，也随之带走了乡村的活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退休官员返回乡村，成为新一代乡绅，以此重建乡贤文化，看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某种意义上，乡村的衰败、萎缩，已是必然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退休官员愿意回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真正介入乡村生活，进而在乡村建设中以“新乡绅”的身份发挥作用，其实很值得怀疑。况且在当下严格的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下，退休官员即便是回到家乡，也将陷入“无立锥之地”的窘境。而若如钱念孙代表所建议的“国土资源部门能否给出相关政策，将返乡者的住宅纳入美丽乡村建设整体布局”，则等于在现有土地制度上撕开一个口子，让回乡官员退休之后又享受一次土地特权，将制造新的不公和矛盾。

其实，目前中国农村最需要的与其说是乡贤文化，不如说是打通城乡之间的壁垒。以往论及城乡壁垒，往往单指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壁垒，但目前更需要打破的，是城乡双向交流的壁垒。随着城市生活的日益拥挤、嘈杂、污染，已经有部分城里人开始产生返回乡间生活的需求。而如果这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则随着人口向乡村的倒流，将是资金、观念、文化、秩序等一系列公共资源的回流，这样的回流给乡村带来的滋养和改变，可能比少数退休官员带来的更多、更大、更有效。

当然，城乡之间的最大壁垒仍然是土地制度。农民进城，不能将村里的宅基地变现，作为在城里安家的“第一桶金”，城里人下乡，又得不到一寸合法、安全的土地建设乡村家园。

不以照顾回乡官员为目的，而是全面改革土地制度，是打通城乡壁垒，让城市更好反哺乡村的需要，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必须解决的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