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眉山11月22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10月31号，在眉山城区杭州路中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57岁的朱素芳被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成重伤。经眉山市人民医院医生全力抢救，朱素芳虽然恢复心跳，但却因特重性脑伤，仅能在重症监护室靠呼吸机维持心跳。

朱素芳昏迷两天后，儿子郑某和姐姐在11月2号下午获准进入重症监护室探视。在得知母亲已经脑死亡，救活希望几乎为零的情况下，看到躺在病床上面目全非的妈妈，郑某情急之下取下了套在母亲鼻子上的呼吸管。朱素芳在当天下午去世。随后，当地警方经初步调查，以涉嫌故意杀人为由，对郑某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有民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他从警十余年来遇到的“最纠结刑事案件”。从情感角度上看，郑某的做法情有似乎可以理解。在被宣布脑死亡的情况下，母亲的救治已经没有希望。同时让姐弟俩着急的，是动辄几万，而且不断上涨的医疗费。这对于仅靠理发维持七口之家生计的郑某来说，根本无法承受。肇事一方的摩托车主是聋哑人，家庭也不富裕。情感和经济上的双重折磨，让不堪重负的郑某做出了拔管的举动。

不过，从法律上讲，尽管朱素芳的具体死因还需鉴定，目前还不能断定郑某拔管导致母亲死亡，但郑某已经涉嫌故意杀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分析认为，这种加速人死亡或者解除救治的行为，显而易见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性质。这种情况会加速死亡，他应该有这个认识。客观上有两个可能，一种是和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就是可能构成杀人既遂；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就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的未遂。

不过，阮齐林表示，虽然可能涉嫌故意杀人，但在定罪量刑时，也会对郑某的具体行为进行考虑，在刑罚上作出减免。他表示，这个和真刀真枪杀人，以及弑父弑母完全不一样。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说各种抢救可能是无意义的，不仅会浪费金钱，也可能让濒死的人活得更痛苦，必须得考虑具体的情况。因为毕竟“被害人”是濒死的人，而且也是在一种绝望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他拔管可能加速了亲人死亡，但也可能是出于减轻亲人病痛的考虑，使得亲人有尊严地死去。这种情况下认为他不受处罚，也是可能的。承认他的非法性，减免他的责任。

也有人提出质疑，既然医院已经通知郑某，说朱素芳已经脑死亡，并且救治无望了。为什么警方还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郑某采取强制措施呢？对此，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岳解释说，目前我国对死亡标准采取的是综合标准说，脑死亡标准目前在法律上并不认可。

王岳说，我们一直都是混合标准死亡，就是呼吸心跳加上一部分神经系统检查，来判定患者死亡。还有一套，现在一些三甲医院为了器官移植，在用脑死亡的标准，认定患者死亡。但法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脑死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确认它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不能简单的把脑死亡运用到临床，就是必须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的确认 。所以这个就是立法上的滞后问题。

这起悲剧也让很多人想到了“安乐死”的立法问题。有人认为，假如有类似立法，郑某和姐姐就可以依法替正在遭受痛苦，且毫无生还希望的母亲作出选择，而不是盲目地去取呼吸管。不过，王岳表示说，从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安乐死的申请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通常要求由本人提出，而他人提出则会有严格的程序。他表示，按照国外的法，只能由法院来宣判。这一般是由法院来主持听证，医患双方都来，患者的近亲属代表也都要来，然后由法官来决定是否放弃治疗。

王岳表示，尽管现在不断有人在为“安乐死”合法化而奔走呼吁，但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安乐死。因为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安乐死还是大多数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他称，除了有宗教的原因，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你会发现，两个患有同样绝症的人，为什么一个想死，一个不想死，不是因为疾病的痛苦，而是因为想死的人一定是经济拮据，周围没有了家人的关爱，甚至他自己觉得是家人的累赘。那我们是应该通过立法，来解决他们的经济费用，给他建立一个帮助他的社工团体在周围帮助他，还是通过立法干掉那些没有爱，经济拮据的人？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处在痛苦中，法律是应该伸出一只手去帮他，还是踹他一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都没有实行安乐死。这是一个对生命的尊重和人生意义认识的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曾试图联系两位当事人。但同行均表示，不忍心再去打扰郑某家人，因为每一次提问都像是在“姐弟伤口上撒盐”。我们希望，姐弟两个能够早日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也希望案件在给我们带来思考的同时，类似的悲剧也不会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