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的升学压力长期以来是压在家长和孩子身上的重担。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考虑另一种可能性：让孩子去国外读书。为了这些日渐低龄化的“小留学生”，陪读家长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然而，从学业压力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和家长，却遭遇了另一种挑战：“如何在异国他乡开始另一种人生。”10月出刊的《收获》杂志长篇专号上刊登了作家唐颖的一篇非虚构作品《与孩子一起留学：美国高中陪读笔记》。唐颖以亲身经历，记录了她的儿子、一个15岁上海男孩进入美国中学遭遇的各种问题。本文系唐颖和文学评论家王雪瑛就这部作品的对谈，有删节。

作家唐颖将海外陪读经历写成文字。

一

王雪瑛：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白俄罗斯作家、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诺奖对非虚构写作的重视，让我们关注这个命题：当代世界，有更多的题材适合以非虚构的方式去呈现。这个时候我读到了你的非虚构作品《与孩子一起留学：美国高中陪读笔记》。你是离开美国几年后决定写这个题材的，有什么原因和契机吗？

唐颖：阿列克谢耶维奇调查并书写被屏蔽的社会惨剧，作家本人便具有非同寻常的内心力量和信念。而我这本书，只是小我的一小段人生历程，也许包含了人们需要的信息，这是我第一次用一种非常positive（正面的）的姿态去写作。之前我只写形象更为复杂、主题相对悲观的虚构作品。

说到契机其实很偶然。去年夏天，和出版社的编辑朱慧君聊起我在美国陪孩子读书期间的一些见闻：一对华人夫妇朋友星期天去购物，冬天下着鹅毛大雪，他们开车经过市中心，看到有个女孩高举标语牌，孤零零地站在教堂门口，标语牌上的字体醒目，写着：“抗议反对人工流产”、“抗议歧视同性恋”，这对夫妇互相议论道，天这么冷，女孩子一个人站在雪地里，也不知她父母是否知道，待到近前，才骇然发现，这女孩竟是他们的还在读高中的独生女儿……

这位资深编辑几乎是激动地打断我，即刻要求我写下来，她认为，我在陪读期间遇到的点点滴滴都是值得记录的。她说现在这么多家庭把孩子送出去留学，他们非常需要了解我经历过的这些事。中国教育是个问题，但异国生涯无论对于小留学生还是家长未必不是挑战。

早在几年前我曾和作家金宇澄聊起美国公立中学的学生不用付学费买书，每一学期的教科书可以从图书馆借阅，借阅的书必须小心爱护不能有折痕更不能涂抹，一旦发现损坏是要按原书价格赔偿的（教科书很昂贵），逾期不还要罚款，无论赔偿还是罚款，都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在这样的制约下，图书馆借阅的教科书虽然已经很旧，但被仔细保护得没有任何涂抹或折叠痕迹，金宇澄当时就语气认真地说，你应该写下来！我明白，我在其中感受到的颇有意味的信息是会获得共鸣的。

王雪瑛：当你带着儿子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你是一个陪读的妈妈，当你开始写下这段往日的生活的时候，你是以作家的身份在观察自己和儿子，观察你周围的世界，与自己以往的经验比较，认识更真实的美国。

唐颖：我朋友常说，作家是幸运的，因为生活中的各种挫折和困难，日后都成为他们写作的材料。可是，当我带着孩子进入美国机场那一刻，各种可以称为“经历”的遭遇便一个接一个，不得不说我内心是有压力的，那时，我宁愿自己不是个作家，而换回生活的平稳光滑。

当我开始写下这段往日的生活的时候，我的确试图用更加客观的视角去评价或者去超越我曾经沉浮于其中的那段人生。

王雪瑛：你从初到美国安家，儿子入学开始起笔，让读者随着你回顾那段并不轻松的日子。儿子作为新一代的小留学生，既要完成学业，还要融入同学，融入校园，融入美国文化，完成自己全面的成长。作为母亲，你自己也认识美国文化，深入了解美国社会，在困惑中思索，在经历中成长。

唐颖：问题远远不是如何度过美国中西部的冬天，而是如何在异国他乡开始另一种人生。

“收获微信公众号”发出这本书稿的选读时，我对这本书的面世突然有些忐忑。深夜，陈村和我在微信里聊起这本书，我告诉他，“写的都是日常，都是令人头痛的小事。”他回答说，“《圣经》写的也是一件件小事。”

我把孩子带离中国学校时，似乎有一种逃离虎口的侥幸，然而，从美国的日常生活开始，点点滴滴，压力开始堆积。就像陈村说的，“这里很简单的事，到那里复杂了，障碍了。”他又说，“你谈情调，谈经济，孩子是没有同感的，他从上海到乡下地方，认同感会令他很苦恼。”

的确都是障碍，落实住房，去一趟学校办公室，我便开始意识到重新开始的难处。语言是问题，不同的校园和规则是问题，孩子的适应更是个问题。

二

王雪瑛：你在写作中不断在追问和辨析一个问题：什么是真实的美国？当你和儿子生活在中部的爱城，文化冲突，或者是种族歧视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冒出来。

唐颖：奈保尔在他的《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中，开篇引用达尔文的一段话，“南太平洋的对跖群岛使我们想起孩提时代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疑问……现在我发现，就像我们的想象力停驻的每一个地方，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就在你的前面却永远捕捉不到的东西。”

美国“就像我们的想象力停驻的每一个地方”，我心中的美国，人们经常谈论的美国，媒体和影视剧中的美国，和我生活在其中的美国，有着巨大差异。尤其是，美国文化中保守传统清教徒的这一面，曾经给予我冲击。当然，这是中西部的美国。

我在书中讲到一个见闻，电影《廊桥遗梦》的发生地便是我当时所在州的麦迪逊郡，电影的巨大影响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去参观麦迪逊郡的廊桥。可影片中的爱情故事是女主角的婚外恋，当地居民以此为耻，为阻止游客参观，几度纵火欲烧毁有百多年历史的廊桥。

在美国，公然的种族歧视是触犯法律的，你可以报警。然而，这个移民社会，不同族群里的民众也有素质高低，误解甚至歧视难以避免，当我们孤身在外，内心也会特别脆弱，人际关系里难以避免的纠葛，很容易就归咎于种族歧视。

问题是，当你移居到另一国度，你就成了少数民族，如何既融合当地习俗文化又保持自己的个性？

我在美国那些年不时会听到华人们在讨论，孩子应该在几岁前到美国才能讲一口没有口音的美式英语。可是我朋友的儿子出生在美国南部，典型的ABC，一口美式英语。他青少年时却去学讲中国留学生有口音的英语，冒充自己是留学生，因为他认为ABC比留学生更容易受到歧视。

我所在的小城有著名的州立大学爱荷华大学，招收大量中国留学生，无论在超市饭馆还是街上，中国学生都是自己结群，校外租房里有中国学生最集中的楼群，有学生告诉我，在美国校园反而比国内校园更接触不到美国学生。就像索尔·贝娄形容的，“你有种感觉，在这个我出生的罗马尼亚小镇，你有你自己的小巴黎。”和自己的族群聚在一起过日子，贝娄称为“精神小飞地”，这样的“小飞地”在纽约或其他美国城市的唐人街规模大得多。

三

王雪瑛：读完整部作品，有许多小节的内容，我都印象深刻，《美国公立高中》、《老师们》让我们认识了个性迥异、国别不同的老师，《当自然触手可及》描述了爱城面临严寒和水灾时的状况，《作家城的作家们》、《我的美国死党》、《清扫教堂的男孩》书写了你在学校之外的人际交往，还有那个患忧郁症自杀的少年，你的笔触深入内心让我掩卷深思。

唐颖：虽然是非虚构形式，但我仍然希望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赋予此书一定的文学性，虽然，非虚构的局限仍然是如何在刻画人物的同时又不要太触碰真实人物过于私密的心理和遭遇。

王雪瑛：你在陪读笔记中写道，“正是为了让他快乐，我才不远万里把他带到美国读高中。”现在你儿子的中学时代已经结束了，你的心愿完成了吗？

唐颖：这正是我这本书最关键的核心质疑。当孩子跨入美国校园，再也不会遭到老师的粗暴谩骂和重负荷的学业压迫，儿子说，老师从来不骂人，哪怕这天不交作业老师还是对你有笑容，不过，GPA（平均成绩）立刻就落下来。是的，属于低层次的磨难结束了。其他的问题出来了。

每每想到我的华人朋友面对女儿在雪天举着抗议牌而极度震惊的情景，我都会想流泪，那场景太感人也太具有象征性了，女孩孤独地在用她的方式行走她的道路，展示她对社会的态度，而家长你未必明白。异国他乡，父母和孩子们各个在摸索前进，两代人之间的通道远远不是那么畅通。

做父母的很容易固守成规，而孩子们很快被另一种文化裹卷而去，两代人在异国土地上渐行渐远，移民家长不仅无法帮助孩子，甚至成了他们前进路上的阻力，于是他们的孩子从此就开始了独行侠的人生路，委屈苦恼挫折都自己咽下了。

所以，说到我的孩子是否快乐，我竟觉得这是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孩子的情绪跟着他的经历在变化，喜怒哀乐，生命历程便是五味杂陈。

我后来读到儿子的一篇英语小说，这也是他在大学修的一门小说写作课的作业，我在这篇小说里触摸到孩子从未说出的伤痛。当然，那是一种更加精神的痛楚。恰恰是随着他的成长，随着他在异国社会更深地浸润，他渐渐碰触到了隐藏的锋刃。

无论如何，任何一种迁徙对于孩子都是一次伤害，“陌生”对于孩子就是伤害。人生中本来就有不同的受伤方式，被粗暴地侵害，也可能被优雅地刺痛，当你在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里，心灵的感受力也会更加敏锐。

那些日子我有时会问自己，如果知道将遇上这些麻烦事，我是否还会有勇气做这个选择？我的困惑和质疑，是否也成了这本书内在的张力？

“每每想到我的华人朋友面对女儿在雪天举着抗议牌极度震惊的情景，我都想流泪。异国他乡，父母和孩子各在摸索前进，两代人之间的通道远不是那么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