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会说话的藏传佛教文物

？ 紫禁城内有一个鲜为人知、令人莫测的“藏传佛教世界”，遍布其中的珍贵文物，见证着藏传佛教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方面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

踏入春华门，进入紫禁城西北部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活动的中心区域“中正殿”的庭院，站在三重檐、四面出厦的雨花阁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特别提示《瞭望》记者：“这两边供奉的可是乾隆皇帝极尊重的两位人物。”

他手指的方向，是雨花阁前庭院东西各一幢面阔三间的二层配殿。“东边的这座，是乾隆的国师、三世章嘉的影堂，西边的这座，是六世班禅的影堂。”影堂是专门供奉逝者画像的地方。

单霁翔说，“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六世班禅专程从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赶过来为乾隆皇帝祝寿。六世班禅是藏传佛教领袖之一、‘精通五明的学者’，当时他在紫禁城的‘中正殿’、宁寿宫等多处佛堂做了佛事。后来，他在北京黄寺圆寂了。乾隆皇帝很难过，敕建黄寺清净化城塔，安放他的衣冠。还命专人画了他的像，就供在这里。”六世班禅的奏书及贺礼，故宫博物院一直保存着。

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到扎什伦布寺，企图与西藏直接建立联系，六世班禅答复说，西藏属于中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

乾隆时期，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政策的成熟期。 1793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其中明确规定：达赖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从此，这项规矩成为定制。

与此同时，紫禁城内，藏传佛教佛堂的规模已经蔚为壮观。单霁翔说，“故宫现存的65处清宫藏传佛教殿堂，几乎全部是乾隆时期新建或在旧建筑基础上改建的。”它们组成了紫禁城内一个神秘的藏传佛教世界。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接受瞭望采访王争/摄

有着深厚建筑学学术背景又很博学的单霁翔带瞭望记者参观的“中正殿”，是这个“神秘世界”的中枢，遍布其中的珍贵文物，见证着藏传佛教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方面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

雨花阁：一部凝固的藏

传佛教史书诉说着什么

中正殿位于建福宫花园南面，紧临乾隆皇帝在宫内的居所养心殿。以它为中心，自南向北分布着雨花阁、梵宗楼、宝华殿等十座藏传佛教殿堂，构成了紫禁城内唯一的全部由佛堂组成的建筑区，在清宫档案中总称为“中正殿”。

中正殿一区俯瞰图 文明/摄

“乾隆皇帝住在宫中的时候，每天早上，从养心殿过来，一个殿一个殿烧香，一直到后花园，然后走到他的办公地乾清宫去吃早饭，每天都如此。足见这个佛堂区对他有多么重要。”在中正殿为瞭望记者讲解的罗文华研究员，是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 。

此刻，他特别点拨记者，乾隆皇帝对雨花阁前两座影堂的安排是很有一番深意的： “三世章嘉在宗教上的地位不及六世班禅，但乾隆皇帝偏偏把他的影堂建在雨花阁的左侧。一定要注意，在清代，左为贵，右次之。这样，三世章嘉的地位就高于影堂在雨花阁右侧的六世班禅了。”

为什么？“因为三世章嘉代表着中央政府。” 罗文华如此回答。

文献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世达赖圆寂，三世章嘉曾奉旨进藏主持寻认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他是乾隆时期一位著名藏传佛教领袖，是一位精通汉满蒙藏梵诸种文字、造诣高深的佛学大师，多次以朝廷特使身份办理蒙藏事务。

“元代以来，西藏任何政治权力的确立和更替都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 罗文华强调说，“达赖喇嘛也不例外。”

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次年，顺治皇帝给五世达赖颁发了金册金印，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也给实际操控西藏政权的顾始汗颁赐金册、金印，一举确定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教领袖之间君臣关系。

五世达赖朝觐，是清代西藏佛教领袖第一次到北京拜见皇帝。原贮放于紫禁城慈宁宫花园的金嵌珊瑚松石坛城，即为五世达赖所献，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约13世纪，藏传佛教进入中原，在民间虽不普及，但得到了宫廷的接纳与信任。元朝皇帝尊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帝师，专奉萨迦一派。中央政府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宗教事务，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颁行西藏。

到了明代，朝廷对佛教各派一视同仁，其中藏传佛教在宫廷宗教活动中相当活跃，明宫英华殿就是藏传佛教佛堂。中央政府则在西藏多封众建，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同时，西藏地方领主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只有皇帝遣使册封，新领主的身份才算名正言顺。

清朝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政治、宗教地位。此后，历世达赖、班禅均由中央政府册封。从1727年开始，清朝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先后派遣驻藏大臣百余人。

清朝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政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紫禁城内，藏传佛教殿堂开始日渐增多。

故宫内现存的佛堂，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其中有九座保持着原来的内部陈列，被称为“原状佛堂”，雨花阁是其中的一座，也是宫中最大的密宗神殿，其高耸的身躯颇显突兀，几乎封住了春华门向北的视线。“这种情形在紫禁城建筑群是罕见的。”罗文华说。

雨花阁是故宫中最高的藏传佛教佛堂 王争/摄

“这座佛堂是乾隆皇帝根据西藏托林寺内金殿的型制仿建的，虽然从外观看与宫廷建筑并无二致，但是仔细观察建筑内外大量采用了藏传佛教的装饰元素。”罗文华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托林寺是阿里国王支持佛教复兴的象征，其中金殿据说是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与藏族大翻译家仁钦桑波的住所，阿里地区佛教的兴起正是仰赖王室的支持和二人的努力。雨花阁的建立正是乾隆皇帝决心复兴藏传佛教的标志。”

这个故事在乾隆帝的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的藏文传记中有明确的记载。传记中提到，乾隆帝曾经当面问章嘉国师西藏佛教是如何复兴的。章嘉国师估计提到了阿里王室对于佛教复兴所做的种种努力，包括托林寺金殿的历史，乾隆帝于是表示在宫内也要建筑同样一座建筑。罗文华还告诉记者，“你们看到的这个佛堂，保持了嘉庆以前的原貌，每样东西都在。”

走入雨花阁，就感受到藏传佛教的气息。 阁内陈设有密教三大本尊珐琅坛城，还有大量藏传佛教艺术珍品唐卡、金铜佛像、法器等，其中有清宫造办处工匠与中正殿造佛喇嘛的杰作，也有来自于西藏地区和印度、尼泊尔不同时期的珍贵作品，是藏蒙等地向皇帝敬献的贡品。

“这些东西是严格按照佛教经典来做的。”罗文华拿三大本尊珐琅坛城举例，“非常经典，又独一无二，是用掐丝珐琅工艺做的，就是咱们说的景泰蓝，烧出很准确的颜色，一个个零部件烧成后再组合装配。这对做工的要求很高。外面用了紫檀木框配进口玻璃罩住。整个都是乾隆时期的，保存十分完好，没有做过任何修复。”

按照年班制度，达赖、班禅两年一次轮流入贡。王公贵族与各大呼图克图（清朝授予蒙藏地区喇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按地区分若干班次进京入贡。日积月累，大量的佛教艺术珍品荟萃于宫廷，使清宫佛堂成为世所罕见的藏传佛教艺术珍品库。

其中，就有达赖喇嘛进贡的一件银曼达，上有黄纸签，墨笔楷书：“达赖喇嘛接办藏务叩谢天恩，呈进银曼达一个。”按清代制度，每一世达赖到了一定的年龄，奉旨正式册封其达赖喇嘛称号。待圣旨到拉萨以后，择定吉期，由摄政、驻藏大臣和各寺高僧、官员陪同前往大昭寺，先向殿中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牌位献哈达，再进内朝拜释迦牟尼佛像，然后到布达拉宫，在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仪式后，新的达赖正式确定，开始使用达赖的金印、权力。

罗文华在研究中发现，从元代藏传佛教引入汉地以来，雨花阁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以立体建筑与造像的形式，表现了密宗四部及其神系的思想，这在西藏是绝对见不到的。“也就是说，雨花阁与其它烧香念佛的佛堂不同，它具有浓重的宣示教理成分。由此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接受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在探索如何将庞杂的藏密神系系统化、规范化。”

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开始了对藏传佛教的研究。2009年10月，专门成立了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今年7月，这个中心改为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我们会为研究人员创造更多更好的学术研究条件。”单霁翔说。

此时，他端视着雨花阁内挂着的精美唐卡，如此“发愿”：“我们必须建一个唐卡修复实验室。现在，古代唐卡的修复技术并不成熟，也缺乏专业性。虽然有人会做新的，但要修复那个年代的，就得知道当时用的是什么材料、什么工艺，有一系列的实验分析和实践操作的问题，绝不能按现在的技法来修。”他说，整个故宫收藏了1970幅唐卡，多是珍品，但有些随岁月受损，需要修复。

雨花阁终日紧闭，并以厚实的窗帘遮光，因为唐卡怕光怕着灰。阁内一对精美的瓷塔，正在做抗震保护装置试验。“你们看到了，各种物件摆放太密了，许多物件的重心又偏高，稍不留意就会损坏。因此，这里不具备开放条件。但我们会通过数字技术向观众展示。”单霁翔告诉记者，“近几年，我们不断扩大故宫的开放区域。年内，我们就将向观众开放一个佛堂，就是雨花阁南面、慈宁宫花园的佛堂。”

即将向观众开放的慈宁宫花园明清建筑基址考古现场 王争/摄

龙袍与袈裟：

从未颠倒过的位序

从雨花阁往北，迈入昭福门，便是宝华殿前小广场。这里是清宫举办大型佛事活动的场地，其中最主要的活动是一年一度的“送岁”“跳布扎”。

清代翰林院编修吴振棫所著《养吉斋丛录》中记载了这些佛事的情景：“腊八日中正殿下之左设小金殿（黄毡圆帐房也），圣驾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众喇嘛于殿下唪经。达赖喇嘛、章嘉呼图克图至圣驾前拂拭衣冠，申祓除之义，佛事毕乃散，谓之‘洞黎’，清语吉祥也，俗谓之‘送岁’”。

关于“跳布扎”，吴振棫在丛录中写道：“十二廿九日或廿七、八等日，中正殿前殿设供献，并设冠袍带履诸物，圣驾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执五色纸旗，旋转唪护法经。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众神获而分之，当是‘得禄’之意。殿侧束草为偶，佛事毕，众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门送之，盖即古者‘大傩逐厉’之义，清语谓之‘跳布扎’，俗谓之‘打鬼’”。

“在这个宫廷最高规格佛事活动中，清帝与漠北蒙古的大喇嘛哲布尊丹巴、漠南蒙古的章嘉国师、西藏达赖或班禅的使者并坐。”罗文华介绍说，“在这里，皇权明显凌驾于神权之上。同时，皇帝又把自己扮成一位佛教信徒，而这些喇嘛则把皇帝的亲自出席作为最大的恩宠，莫不以有幸参加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