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ge 1

记得刚来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常把自己关在房间，任孤独啃噬。

新的工作，意味着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我面临诸多不适，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来武汉，是对的还是错的?

彼时，我所在的媒体“长江新闻”，还处在最好的时光。它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正沐浴着希望和激情。

同事们来自全国各地，且大部分是辞职而来，他们年轻、富有活力，正怀抱着梦想。

香就是其中一位，她高高瘦瘦，长发，单凤眼。第一天来就与我相识。她沿着长江日报大门的楼梯往下走，满脸忧郁。香说那边不放人，辞职手续也拖着不办，但她一定要来长江新闻，即使手续没办完。

她之前在海南的一家报社供职，可是报纸的效益早已江河日下。

我们沿着北湖正街找餐馆吃饭，然后逛夜市。琳琅满目的小商品、热闹的人流，梧桐树下的武汉之夜，被映照得异常欢腾。

stage 2

后来，我开始出差。去北京、横店等，采访演员、采访几位将军。

在家宅久了，我甚至害怕出行，害怕在人海里茫无头绪地找人。我不会自己买车票、认不清地铁路线，不会用手机定位。我只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因为爱写，朋友便喊我来，成为长江新闻一名特稿记者。

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王朋朋。

什么都得学习。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有时候觉得无望，有时候又觉得兴奋。我得习惯着一个人行走。

在盛夏的北京街头，我背着背包，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买书、去见采访对象;在横店，我和一大群陌生的演员成为朋友。我用最快的速度写稿，然后和领导探讨稿件的写法、修改方案。

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每一天都在进步。我开始喜欢这样的生活。

stage 3

变故始于改名。8月底的一天，我们的大领导突然说要宣布个消息：长江新闻将被注资一个亿，同事们一阵欢呼。

而另外一个消息让人黯然：长江新闻将改名为“九派新闻”。为什么要改一个这么丑的名字?公司几乎没有人喜欢这个Low逼名字，但还是改了。

我记得那时，工作群里发布了很多图片，行政部门为狮子座同事准备了大蛋糕，办公室还贴上了彩带，大家将蛋糕抹到脸上，互相逗乐。一切都很祥和、美好。

就像一出悲剧电影，总有欢乐场面作为衬托。

那会儿，我正住在7天酒店，为接下来的采访做着功课。我想，等我回去了，一定要结识每一位同事，和他们一起疯、一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