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三大关键词

■ 九大角度剖析“十三五”的新常态

■ 仍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期

■瞭望“五中全会”系列报道，明日播发《研判“十三五”十大发展重点》一组10篇

面对作为“十二五”收官之年和“十三五”筹划之年的2015年，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全面诠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在此前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成为认识分析研究“十三五”时期的基本线索。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全面分析“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环境、发展机遇、发展挑战，更好地“抓住天时，利用地利，实现人和，开创未来”。

“十三五”时期三大关键词

如何认识未来中国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呢？至少有三个关键词：

一是“四个全面 ”，即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二是“三大规律 ”、“三大发展 ”；

三是“新常态 ”，即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

首先是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十三五”时期：

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 ，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

三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性阶段 ，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四是全面从严治党 ，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其次是党中央提出的“三大规律”、“三大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又进一步拓展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巨国规模社会实践，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政治经济学。

再有，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判断、大逻辑。 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也是对全面科学发展的最新认识。

九大角度剖析“十三五”新常态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总体基本方向没有变，既有时（仍处战略机遇期），又有势（处在全球上升通道上）；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既有动力，也有压力。但是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机遇大于挑战，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 一是中国正在从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 其中，已经有8个地区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位居世界第88位），有2/5左右的人口进入高收入阶段。总体上，中国将在2020～2023年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成功地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要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突破并跨越“西方民主化陷阱”。

二是中国已经从中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小于0.700）向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大于0.700）迈进。 2015年，中国HDI将达到0.727，在世界187个国家或地区中居87位。到2020年，进一步提高至0.760，其中人口教育和健康指标对提高人类发展水平贡献更为显著。

三是中国从富裕型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向更富裕型（恩格尔系数低于30%）迈进。 2013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0%和37.7%，到2020年，分别降至30%左右和33%左右，达到或接近世界更富裕型（消费结构）国家。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

从经济发展速度看： 中国仍处在经济起飞过程 ，如果从1978年算起，这一起飞过程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并将持续到2030年或更长的时间。在这一经济起飞过程中，先后出现两个阶段：1978～2011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9%；2012年以后的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在7%以上。

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经济规模效应，中国GDP的规模越来越大，就会使增长速度递减；

二是追赶效应，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也会使追赶速度递减；

三是存在能源、资源供给和碳排放等硬约束限制；

四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主动调整、主动减速的结果。

因此，“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左右，是适宜的，实际情况可能会在7%以上，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7%以上仍然是世界上高增长类型。中国所说的中高速增长就是国际上公认的“高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到质量型、效率型、效益型重大转折。

从人口结构来看： 人口红利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 ，人力资源红利（指新增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规模越来越大，全国大专以上人口由2010年的1.19亿人上升至2013年的1.3亿人，超过世界总人口第11位的日本（2014年全国总人口为1.27亿人），到2015年预计突破1.5亿人，也会超过世界总人口排第10位的俄罗斯（2014年全国总人口为1.4亿人），净增大专以上人口3000万，如果再加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净增超过3000万人，他们全部进入就业队伍，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

从增长动力来看， 仍然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

从增长需求来看 ，消费需求将大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更多体现了有效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需求。

从增长来源看 ，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无论是技术创新、供给创新、市场创新，还是劳动力和人才培养竞争转移流动，都会使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

从增长效率来看 ，经济体制改革都会有效地改进各类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资本等更加有效配置。

从增长效益来看 ，不仅促进了经济效益，而且还促进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的提高。

从经济结构变迁看： 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一是生产结构，从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二是需求结构，从投资为主、消费为辅转向消费为主、投资为辅，特别是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率，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使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三是就业结构，从农村劳动力为主转向城镇劳动力为主，继续提高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等就业密集型、技能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

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 ： 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从加速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加速高新技术和新兴战略型产业转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机器人制造、绿色制造、3D制造、数字化制造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制造业国、制成品出口国，但还不是世界工业强国、制造业强国、中高端制成品出口国。此外，中国在那些资源密集、重化工业以及中低端产业方面，出现严重过剩。这就需要提出新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大体需要用三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从城镇化发展阶段看： 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从土地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变，从“一市两制”向“一市一制”转变。 今后的城镇化，就是以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人口转移居住地，农民工和流动人口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到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还有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从人与自然关系看： 从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转向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生态盈余增长期、环境污染与治理相持期。 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投资建设，“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综合效益将逐步显现，主要资源环境指标变化明显向好，人居环境质量普遍提升，生态盈余存量增加显著，但总体上仍处于环境破坏与保护、污染与治理相持时期。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

一是全面对外开放，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到鼓励中资“投资世界”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增长点，拓展了“一带一路”战略路线，获得了各种稀缺战略性资源，创造了“无限大”的发展空间，创新了中国独特的“共赢主义”（即和平发展、互利共赢）；

二是全面参与全球治理 ，建立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国际经济政治治理结构及机制，更加发挥全球领导者作用，有效及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全球金融安全、全球能源安全、全球粮食食品安全、全球网络安全、全球生态安全等等；

三是全面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 ，提升政治经济的全球影响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地区事务主导能力，增强国家对外软实力。

“十三五”仍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期

这与中国超高发展速度、超大规模社会转型特定背景有关。

其一，处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期。 投资增长回落，国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外需严重不足，存在着各种财政金融等风险，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又面临着许多产业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又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和社会压力，工业产品价格指数(PPI)持续下降，通缩预期上升，各类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社会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侵权违约、假冒伪劣、排放污染等屡见不鲜。

其二，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在发展进程中，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类人群正在发生深刻分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仍然很大；各地区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仍然差异甚大；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改善，但仍然欠缺公平，尤其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小城市有很大差距；我国老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形成巨大的社会养老负担，又缺少必要的养老服务；我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趋势，对未来时期的教育、劳动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十几亿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质量、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巨大需求与有限供给形成基本矛盾，也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

其三，处在人与自然矛盾凸显期。 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经济总量、贸易总量、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无论是资源能源人口承载能力还是生态环境的容量质量都接近或达到极限，成为越来越大的强约束、越来越紧的紧约束，即使大量进口能源资源也很难缓解这一根本性深层次矛盾，除非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 刊于《瞭望》2015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