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0月10日消息（记者景明）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当地时间昨天深夜，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在总共47个入选项目中，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

今天上午10点，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专家座谈会，介绍了八年来的申遗过程。

在今天上午的座谈会上，随中国档案代表团前往阿布扎比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他表示，最早2008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委员会主席卡门·帕拉迪女士参观了纪念馆，她对纪念馆中保存着大量原始证据十分感兴趣，首先提出南京大屠杀理应列入世界记忆工程名录加以保护。

随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三家单位按照国际标准对馆藏的历史档案进行了筛选。朱成山介绍，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史料众多，选什么好，报什么好一时难以定夺。当时经过研究明确了一个原则，凡不是原件史料一律不报。

经过紧张严谨的工作，2014年3月30日中国记忆遗产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委员会正式提出了申报，直至今天成功入选。

实际上，这八年的申遗之路并不平坦，针对中国将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资料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的正常举动，日本官方却一直持反对态度。去年6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宣称，要向中方提出抗议，并要求中方撤回申遗。

除此之外，日本还特意将“东寺百合文书”和“流放西伯利亚日本战俘归国记录”也进行了申报，目的在于讲述日本战俘在战后的悲惨遭遇，借此突出日本是战争受害者，淡化其战争发动者和侵略者身份。日本的反对和阻挠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成为中日新一轮交锋的“战场”。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今天上午接受中央台记者专访时回忆说，这期间至少有三个回合的博弈。

杜越表示，至少三个回合非常不顺利。第一，日本人在教科文组织长期经营担任过总干事，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来向教科文组织施加压力，向教科文组织本身施加压力，当中有多次的会议和会见，日本大使，日本外长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施加压力；第二，日本也向评审委员会专家施加压力；第三，向中方来施加压力，把唤起历史旧的回忆，认为是负面影响中日关系。三个回合的斗争，中国把他们击跨了。在这期间，日方还组织了千人大签名，反对教科文组织奖将这个“世界记忆”列入名录，中国也组织了千人专家的签名。

据杜越介绍，评审委员会14名专家中不少来自西方国家，这些专家中的绝大部分都顶住了日本的压力，令人敬佩。

杜越指出，中方充分感觉到国际社会专家是维护正义的，是有良心的。第一、专家是比较客观和专业的；第二，他们绝大部分是有良心的；第三，中方高度承认认可他们，他们也是勇敢的。除了极少数人反对中方申报外，绝大多数都同意将南京大屠杀列为历史记忆档案，他们也顶住了日本的压力，没有一味地站到日本方面去，充分说明，国家和平独立自主的外交，对这些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日本的阻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回应表示，中方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上述申报，有助于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民认识侵略战争的残酷性，牢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同捍卫人类尊严。

华春莹表示，日方有关言行再次表明了其不愿正视历史的错误态度。中方敦促日方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自1997年设立以来，世界记忆工程已收录了几十份提交文献，其中包括安妮·弗兰克日记和一本带注释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副本。杜越认为，“南京大屠杀”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意味着相关档案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甚至以后有可能进入一些国家的教科书。

杜越表示，申遗成功非常有意义。这是第一次将中国的文件列入到整个国际文件库，世界记忆、世界遗产，今后它就是一份国际性的文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历史价值不是几千万、几亿能换来的。中方奋斗了这么多年，一个南京大屠杀过去很多情况不为历史所知，能列入世界记忆，今后就可能会列入一些国家教科书了。第一，它的历史真实性；第二，对世界人民的警示性。南京大屠杀列入“世界记忆”绝不亚于世界遗产，而且比世界遗产在历史问题上更有冲击力和真实性，而且档案是原始性的，不像有些世界遗产还得再修复，这个东西是原汁原味的原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