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苦在送货途中。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何苦和棒棒们在等活儿。左一为何苦 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2014年1月19日，患有严重高血压的63岁的棒棒老黄，被一中年男子叫进房屋，要求他从蹲便器里掏出铝制的长柄勺。

10厘米长的饭勺是舀狗食的，却掉进了马桶下水道，专业疏通人员也没辙。唯一的办法是用手取，房东自己不愿意干，便叫来了棒棒。

老黄双膝跪在厕所的地砖上，撸起袖子将右手伸进蹲便器。“给多少钱？”趴在厕所地上的老黄停下手来，抬头问雇主。“你要多少？”急着上洗手间的雇主双手捂着腹部。

“20？”“赶紧，赶紧。”老板没有压价。老黄取出了勺子。事后，他用香皂洗完手，房东连这块香皂都不想留，让他“丢了算了”。

事后，老黄的徒弟何苦问他，为什么把手伸进马桶之后才谈价？他说谈价之时他的手已抓到了勺子，并确认能拿出来。

“能取出来，也不费事，10元都可以干。”老黄对徒弟说，自己装出很费劲的样子，就是想要个好价钱，“本来想要30元的，但又摸不清老板做人的深浅，怕他再去找别人，所以只要了20元，20元已经不少了。”

在何苦完成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这部纪录片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最直观地知道：谁在做棒棒？他们为什么干这么劳累的活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活就像走向一个接一个的红灯

透过《最后的棒棒》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和奋斗。他们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在城市缺乏竞争力，依然选择进城下苦力。

他们奋不顾身地选择这种注定艰难的生活，必然意味着，此前他们的生活更贫穷、更无奈。

棒棒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后的棒棒》的主角老黄——何苦在街上随机选到的老师。“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赶上一个红灯之后，一个个红灯约好了似的等着他。”何苦说。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他的日子才慢慢变好，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里——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这段未领结婚证的关系，却让老黄的生活再次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成为“超生游击队”；被罚款后，他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老黄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外出挖煤，把所有钱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女人无力独自拉扯4个孩子，身边需要男人。

老黄就这样在43岁时重新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挣钱，在重庆当棒棒。

家庭的残缺注定了很多东西：3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后来迷上了网络，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后，女儿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女儿怀孕了；在外孙子快满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房。

老黄拿出多年积攒的3万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元。这个农村家庭从此发起了冲刺。赚钱和还债的压力让老黄不得不一直做棒棒，22年未曾间断。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命运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老黄生活得非常窘迫，在身无分文时，他只得和何苦一起，在街头的条凳上过夜。

过年回家为省8元多折腾10小时

劳力是老黄的唯一本钱，却并不值钱。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为了活着并资助女儿买房，他恨不得把一分的硬币掰成两半用。

今年2月14日，距离春节还剩4天。清晨8点半，老黄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路。他穿着双开叉的深蓝色西服上衣，负责体面；外面套着一件牛仔马甲，负责保暖和保护西服。脚上穿着半旧的解放鞋，他原本是要穿皮鞋的，却担心走路穿坏了。

他的行李不低于50斤。老黄的家离重庆100多公里，如果乘坐高速客车再转车，全程只需2.5小时，车费32元，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但老黄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乘坐308路公交，到达鱼洞，然后继续转乘195路公交去珞璜。或许是老眼昏花看错了公交车站牌，他竟然拖着沉重的行李挤上了196路公交车，南辕北辙坐了好几站，只能下车再回鱼洞。一番折腾之后，再上195路，到达珞璜已经是中午时分。

接近年关，公交车上挤得挪不动身。整整一个上午，老黄一直背着硕大的包，笨重的行李蹭得其他乘客一路责怪。

到了珞璜，老黄登上大巴，驶向下一个中转站，下午3点才到。见到女儿后，草草吃过午饭，全家人再次启程，到家时已近黄昏。

老黄全程车票开支24元——100多公里，转了4次车，节约了8元钱——为此却多折腾约10小时。老黄对此很满意，“农村人回家过年，时间不值钱，力气也不值钱，能节省8元就等于挣了8元”。

找寻走散的雇主6小时只要10元

尽管抠门到了极致，但棒棒们却并非见财眼开。何苦和“老师”老黄早有约定，第一个月当学徒，不参与分成，“同工同酬”从第二月开始。

但第一天接活，挑涂料时收了10元，老黄现场就分给何苦5元。接下来，只要领到工钱，他都要第一时间分钱。“棒棒干的是力气活，不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流汗，不分钱内心不得安宁。”

何苦坚持按约定拒绝。没想到，老黄悄悄地记了一本账，上面满是错别字，注明了每天接活的地点和金额，没有“业务”的日子画了圆圈，不会写的字用同音字或符号代替。一个月后，他找到了何苦，“这是你的血汗钱，我要是多拿一分，心里就很不舒服”。

账本显示，一个月两人共挣了1034元。不会除法的他把等值的钱分放两处，最后完成了平均分配。

一个阴雨天的午夜，一向早出晚归很有规律的老黄迟迟未归。他给一个小吃店搬家，随车去了沙坪坝，等公交回家时接到 “业务”，50多岁的男雇主撑着黑伞自顾自地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老黄跟着另外一把黑雨伞走了几条街，和雇主走散了。

这不是老黄的“业务地盘”，道路不熟，不得不原路折返，却没有雇主踪影。老黄挑着两大包东西来来回回地找，依然没找到粗心的雇主。他只好在接货的地方苦苦等候。等了4个多小时，外套被淋湿，感冒了。

因为有“前车之鉴”，他不愿意将物品交给警察，“干了活却拿不到钱”。他曾在挑布料时与雇主走失了，坐在石梯上等了一下午直到中暑。第二天一大早把东西送到附近派出所，他被带进了审讯室盘问了半天，差点被定性为“投案自首”——原来雇主当天就报了警，派出所以“棒棒拐走价值3000元布料”立了案，老黄付出了汗水，却没拿到工钱。

等到晚上11点，感冒得撑不住的老黄不得不试图放弃20元工钱，把东西挑去找警察。可是，这一次，雇主却报警说60多岁的棒棒挑着他的两大包美容产品不知去向，报案金额1万元。

半夜时分，老黄在警务站等到了雇主，正在着急的雇主非常感谢，坚持要给100元，但老黄只收下了约定的20元，“我挑着找你半天，你得加付我10元”，执意找回剩下的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