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博物馆展出的战国青铜鼎,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

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的清代玉如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了疯狂洗劫和掠夺。专家研究发现，二战中日本从中国掠夺了6000吨黄金，从东南亚各国也掠走1万吨黄金，并且从中国掠走了10万件珍贵文物。对亚洲的财富掠夺是日本战后复兴的基础，而亚洲各国则因为日本的掠夺而陷入贫困。部分当年曾参与在中国劫掠的亲历者也告诉记者，日本当年在中国掠夺财富的手段极端卑劣，盗墓、剖开佛像、敲诈勒索富商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坟墓中死者身上的金链子都不放过。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至今，在日本的各大博物馆，还能看到70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对中国带来的伤害——很多日本侵华期间劫掠自中国的珍宝被展示在日本的博物馆中，向世界炫耀。位于东京上野公园旁边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中就展示着大批中国文物，比如公元前5世纪的狮子、公元前5世纪的大铁锅、南宋官窑琮形瓶等。这些文物都被标上了“重要文化财”的标记，并禁止游客拍照。

馆藏珍贵文物大多没有标注来源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又称亚洲文物陈列馆，是日本博物馆中展出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也是日本掠夺亚洲国家文物的证据。

博物馆工作人员佐佐木告诉记者，整个博物馆大约有10万件藏品，其中，来自中国的藏品大约有1万件，除了日本本国展品外，就中国展品最多了。

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玉龙、玉鱼、玉鸟，战国时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龙纹玉等。

记者登录该馆官方网站发现，有11件中国文物被列为“日本国宝”，另有147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等，这些文物都是“宝贝中的宝贝”。不过，这些文物多数没有标注来源，只有极少数注明了是由某人捐赠。

这些顶级文物中不少是中国宋元明时代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仅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幅作品就被列为“日本国宝”，禁止拍照。一旦有人拍照，工作人员就会责令删除照片。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黄庭坚、朱熹、赵孟頫、八大山人、郑燮等名家。

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成博物馆镇馆之宝

京都大学教授佐藤雄是一位研究日军在亚洲的掠夺的专家。他告诉记者，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掠回的珍贵文物大约有10万件，其他一般文物更是不计其数，数量大约有几百万件，这也与中国官方之前发布的数据基本一致。据中国官方统计，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有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

此外，京都不少博物馆也收藏着中国的国宝。当初佐藤雄就是在京都的很多博物馆都看到了中国文物感到吃惊，才决定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的文物掠夺进行研究。

在京都大德寺，宋代禅宗画代表作《观音猿鹤图》赫然在列，并被标注为“国宝”和“重要文化财”，禁止游客拍照。

在京都泉屋博物馆，一件名为“猛虎食人卣”的青铜器，其文物说明也显示，这件文物来自中国。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也是日本藏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两件之一，高35.7厘米，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

在京都东福寺，中国南宋时代的宗教肖像画《无准师范像》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在京都知恩院，公元6世纪，也就是西魏时代的《菩萨处胎经》五贴也成为该寺院的镇馆之宝，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

战后，中国学者要求日方归还这些文化财物。美国曾对日本掠夺的文物进行过调查，确认日本有17处地方存放这些战时抢来的书籍，其中有日本皇宫、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帝国大学等。美国占领当局的结论是，日本有300万册从中国各地图书馆掳掠来的珍贵图书和手稿。截至目前，中国仅讨回16万册，不足其中6%。